金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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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Financial Openness),有关金融开放的界定,大多学者主要从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服务角度、或用总结性语言对金融开放进行了定义。姜波克(1999)认为,金融开放具有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内涵: 1、从静态来看,金融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2、从动态来看,金融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金融封闭状态向金融开放状态转变的过程。

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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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Financial Openness)

由于金融开放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指标的系统决策问题。因此,对金融开放度的测量比较适合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为此,结合金融开放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下面将给出金融开放度的测量步骤及其测量方法:

1.指标权重的确定和末级指标的计算

(1)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本步骤:

第一步、建立层次机构模型,给出金融开放各指标层次之间的隶属关系。

第二步、构造判断矩阵。层次结构模型确定了上下层元素之间的隶属关系,对于同一层次的各元素,以相邻上层关系的元素为准,分别进行两两比较。如果下一层中的某些元素与上一层次的某个元素有关联,则客观上这些元素在上一层次的那个元素中均占有一定的权重。

第三步、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所谓层次单排序就是计算单一判断矩阵各元素之间相对重要性权重。但是,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模糊性、多样性和片面性,要求每个判断都有完全的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因素多、规模大的问题更是如此。为了保证应用AHP法得到的结论基本合理,有必要对构造的判断矩阵F进行一致性检验。

第四步、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在对各层次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并计算出权重向量后,再计算同一层次所有因素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权重,称为层次总排序。这一过程是对各层次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上,从最高到最低逐层进行的;因此,只要层次总排序满足一致性,就意味着所求得的权重均是可取的。

(2)根据金融开放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确定出末级指标的具体数值。

2.金融开放度的计算

求出了指标的权重和指标的具体数值之后,就可以根据评级指标体系的具体计算公式计算出金融开放度。

基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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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融开放的政策选择步骤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衔接、相互交叉进行的,是一个统一体,是在国内宏观经济、财政与金融这样一个整体状况下进行的,因此不可以作绝对化的理解。这是金融开放的国内前提条件。

第二,金融开放是有条件的,这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这些步骤中具体内容的实施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依据的,在条件没有完全具备之前,政策贸然出台或提前实施开放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

其二,在具体条件基本成熟之后,政策面依然原地踏步或继续实施管制,同样会有严重的后果。

第三,金融开放要做到国内与国外协调,必须采取审慎渐进的步骤,密切关注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居安思危。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步骤的具体内容大都有一个"渐进"展开的过程,"渐进"意味着每一项具体内容都是一个错综复杂、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谨慎缜密,不急于求成,又不可因噎废食,坐失良机;既要看到国内状况,又要看到国外状况;既要看到当前局面,又要预测到未来态势;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既要看到显现的情形,又要看到潜在影响。

总之,对于经济转轨型国家而言,由于其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其金融开放进程中的国内与国外协调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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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金融市场没有具备条件对内开放之前就对外开放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韩国在国内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前,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确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秩序和合理的价格并未形成,这时仓促向外资出售股权,可能使外资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国家成为受损者。韩国银行出售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过程。韩国危机前,在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限制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得短期债务迅猛增加,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开放资本帐户之前先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建设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金融危机后,政府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重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IMF给韩国金融危机开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尽快摆脱危机困境的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

(三)外资不是"救世主",期望外资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不现实的,力图向国外投资者转嫁银行改革的成本更是不可能的。在韩国面临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尽管银行全面开放,外资也不愿意进入承担银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只有金融市场稳定后,外资才进入并充分享受了韩国银行私有化的好处。基于韩国当时国内情况,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银行股权是制衡国内财团势力和打破官僚金融体系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外资银行的介入改变了银行贷款行为取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对国内私人部门金融支持不足、缺乏与政府合作精神等。

(四)金融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借贷文化和政府的监管能力。韩国尽快开放金融市场的原因是希望改变国内的借贷文化,但信用卡事件表明.外资不仅没有扭转不良的借贷文化,而且也参与羊群行为中。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情况下,不良的借贷文化会使债务累积、并迅速扩散和蔓延,使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的审慎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韩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很快,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尽管韩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引入了新的监管方法和标准,但是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远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步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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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者之一麦金农提出了金融开放的四步骤规则:

第一步,平衡中央政府财政,稳定宏观经济。为了避免国内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①应该限制政府的直接支出、削减赤字财政;②应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扩大财政收入,消除财政赤字,稳定物价水平。

第二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使实际利率为正值。为了把银行恐慌和金融崩溃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必须硬化货币与信贷系统,强制长期负债企业偿还债务,并严格限制信贷流动,直到金融条件得到稳定。

第三步,推进汇率的自由化,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大大地早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①首先应统一所有经常项目交易的汇率,使全部进出口交易都能以相同的有效汇价进行。②推行贸易自由化,恰当地制定贸易政策,逐步取消扭曲性的配额和其他直接行政控制,代之以适度的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或者开放几个可以自由进入国际市场的免税区,而在其他地区缓慢地扩大出口商品的外汇留成权。

第四步,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只有在国内银行自由经营、利率由市场决定、通货膨胀受到控制的条件下,开放资本账户才是有利的,否则就会导致资本外逃或外债堆积,危害经济发展。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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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宣布11项金融开放重磅措施

2018年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时指出,下一步,我们将遵循以下三条原则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同时,易纲还宣布,以下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

1.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2.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3.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4.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

5.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6.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在今年年底以前,我们还将推出以下措施:

1.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2.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3.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4.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5.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此外,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将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沪伦通”。

此前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均在顺利推进,我们已经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

目前,各部门正在抓紧修改法律法规相关程序,将在上述时间节点前落地实施。为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我们还将做好配套措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在放宽外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我们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解读

2018年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正常化”分论坛,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金融业开放之后,外资机构是否会对国内机构产生冲击,未来几年内,国内金融市场是否会有巨大的改变?

对此,易纲称,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欢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投资和运作,我们将平等地对待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目前我们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其实是为很多细分领域的开放提供了机会。虽然每个细分领域还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但现在我们的原则是清楚的,就是在目前审慎监管体系下,对中外资一视同仁。在几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市场会更具竞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会进一步提高,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我们的监管环境也会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会加强。

有记者关心,中国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有没有新的措施?下一步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之后,监管模式会如何变化,会走向“混业监管”模式吗?

易纲就此表示,我们一直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与过去相比,不管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还是在金融市场方面,如何让外资进入股市及债市,如何将中国股指纳入全世界主要指数,这些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做。包括刚才宣布的提高沪股通、深股通及港股通的每日额度,实际上都是在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使大家在资本项目下越来越方便。同时,我们改革的步骤是稳妥的,还是要控制风险,使得步骤平稳。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水到渠成、市场驱动的过程。如果企业和金融机构有这种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对冲货币错配的风险,我们都乐见其成。

此外,他还表示,但是主要还是靠市场驱动,我们要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日元、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让企业可自由选择用哪个货币。关于监管,目前我们的方向是一定要加强监管,但基本框架还是分业监管,各监管机构职责是清晰的。但从过去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风险传染。比如我们的大资管指导意见,目的就是要让银行、证券及保险的资产管理业务都要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尽量减少监管套利。

对于“中国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如何管理此方面波动”的提问,易纲说,目前跨境资本流动平稳。当我们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时,我们会考虑资本流动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资本流动平稳,其有利于全球配置资源。从外国投资者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和债券纳入MSCI和彭博指数,外国机构投资者需要配置此类资产,因而需要投资中国股市、债市。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也需要在全球配置资产。目前,中国投资者的全球资产配置比例偏低。随着中国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百姓和机构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资产。鉴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都有需求,跨境资本流动可以平稳高效。

对于“金融业开放措施是否是中国‘大爆炸(big bang)改革’”的提问,易纲指出,中国的哲学讲究“逐步”和“渐进”。我们在推动各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要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因此,这些措施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后,在评估各项条件已经成熟、监管已到位、数据已到位后,才往前推进的,不能把它形容为大爆炸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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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次数:3次 更新时间:2018-04-12 创建者:21516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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